【文/大卫·多德韦尔，译/刘啸云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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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去风险化”，这一模棱两可却异常流行的语词，充斥着如今的地缘政治世界。在美国政客的语境下，“去风险化”往往与中国联系在一起；在德国实业家看来，这一词语的含义更偏向于减少对电动汽车、锂电池和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；对其他人而言，“去风险化”则意味着改善后疫情时代那脆弱的供应链，并在所有人都被烤熟之前缓解全球变暖。

事实上，在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上，“去风险化”的含义相当复杂。无怪乎部分学者认为，世界面临着“多元危机”。

显然，“去风险化”的前提是，我们必须能够评估风险，判断哪些风险是有威胁的、哪些是可承受的。

华盛顿方面似乎达成了新的共识：对美国生死攸关的风险源于中国，而非源于枪支暴力、债务危机（美国人早已习惯与之共存，似乎也很乐意继续与之共存）、国家政治的失灵或全球变暖引发的洪水和山火。只有中国——无论是锂、稀土、TikTok，还是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。

这一观点显得过于简单而天真。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高度依赖于种种中国商品。考虑到中国在当今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巨大份额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

Quartz近期的数据显示，美国99%的电热毯、98%的可折叠雨伞、97%的塑料花、97%的烤面包机和95%的婴儿车都源于中国。不过，在多数美国人看来，这种依赖并非不可接受——除非他们相信中国人在电热毯里藏了芯片，用以监控他们的睡眠情况和私生活。

其他方面的依赖则较为令人担忧：据称，美国90%的抗生素和大部分的芬太尼（即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的“主犯”）源于中国。美国还依赖中国产的稀土，数千种美国产品都需依靠由中国稀土制造的强力磁铁。

中国安徽的电池生产线（图源：路透社）

更糟糕的是，由于美国高度依赖中国的汽车电池及其原材料（包括锂和钴），美国汽车行业遭到了显著威胁，数百万个相关岗位岌岌可危，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也为此夜不能寐。

但是，美国由此吸取的“去风险化”经验教训，应当是寻求更多样的进口源、开发替代性产品、简化供应链（鉴于疫情期间供应链非常混乱），并增强必要的储备以确保韧性。

芯片供应链的脆弱程度显然高居全球榜首。鉴于此，美国确实有理由担心，中国企业会将当今最微小、最强大的芯片用于开发军民两用技术。

然而，中国并非最主要的风险来源：英国的Arm、荷兰的ASML和台湾半导体公司等企业掌握着最先进芯片的设计和制造能力，且拥有制造芯片的机器。全球的芯片行业均由6个国家和地区的少数几家公司主导——假如面向的是国内市场而非全球市场，反垄断机构早就采取行动了。

正如塔夫茨大学的克里斯·米勒在其权威著作《芯片战争》中所言，“纵观（全球）经济的各个领域，唯有芯片行业的头部公司数量如此之少。”

假如人们真的为这些风险忧虑，就不应当一味指责中国，而应致力于国际协调，以建立一个全球竞争权威机构，从而解决市场过于集中的问题。

要真正缓解目前的主要风险，还需从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中吸取教训，识别金融部门混乱引发的附带风险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意识到，最严重的威胁往往出现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中国的高铁总长4.2万公里，是迄今全球最新、最大、最令人震撼的高铁网络，谁能想到，其面临的危机竟源于污水处理系统呢？高铁站无法处理火车停靠期间产生的所有废物，在此积累的废物数千倍于城市污水系统。

真正有心缓解风险的人还应注意到，美国当前以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实现“去风险化”的行为，本身也包含着严重的风险：关税、减弱的国际竞争以及出口壁垒，将使美国企业丧失竞争力。

美国政府纠结于中国，但事实上，中国并不如其幻想的那样怀有恶意，也远非最具威胁性的风险。这一做法于世界有害，而且，值此全球经济疲软之际，此举将进一步妨害全球经济复苏，并分散人们对气候变化等真正风险的注意力。要对“去风险化”给出定义，势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。

【本文译自《南华早报》】